汉青新闻 |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夏季研讨会论文速递
由Joel. M. David, Lukas Schmid和David Zeke合作撰写的论文“Risk-Adjusted CapitalAllocation and Misallocation”提出了一个理论，将将错误配置（静态资本边际产出的离散）和系统性投资风险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的设定中，公司面临着不同的风险敞口，导致公司层面的风险溢价的异质性，进一步产生资本边际产出（MPK）的差异。理论预测到MPK在横截面数据上的离散，受到风险敞口的离散程度和风险价格的影响，所以表现出反经济周期的现象。文章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实证结果能够支持理论预测。除此之外，作者们还设计了一个新的实证策略，能够利用预期股市回报的离散来量化公司层面风险敞口的变化。论文的估计结果显示，风险考量能够解释美国公司中，能被观测到的MPK离散程度的40%，尤其能合理地解释公司层面MPK的差异中巨大的、持久稳固的成分的存在。他们提出的框架为横截面资产定价、总体波动性（例如经济周期波动性）和长期经济表现提供了有力的联系——风险溢价效应产生的MPK离散使得总体全要素成产率（TFP）的平均水平降低了8%之多。
Institutionalization, Delegation, and Asset Prices
近年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有关机构化程度的研究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ShiyangHuang, Zhigang Qiu和Liyan Yang合作撰写的论文“Institutionalization, Delegation, and Asset Prices”通过构建一个有关授权投资组合管理的框架来研究机构化程度对市场质量的影响，在模型中，激励均衡、信息获取均衡和金融市场均衡被共同决定。他们发现管理费用随着机构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对于资产价格存在间接影响。因此，机构化程度对于市场质量存在直接、简介两种影响：直接影响是直接通过金融市场在市场质量上产生作用；而间接影响是通过影响管理费用，间接影响市场质量。尤其对于资本成本和收益波动来说，机构化程度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这能够解释很多实证上的现象。
Going Bankrupt in China
中国市场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Bo Li和Jacopo Ponticelli合作的论文“GoingBankruptinChina”研究了在中国为破产成立的专业法庭，对于信贷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作者们搜集了全新的有关破产案例的实例层面的数据，并且寻找到了设立专业法庭的省份。这些省中，国有公司的清算比例更高，破产决议的处理速度更快，僵尸企业（在文中被定义为，享有优惠信贷额度但生产力很低的公司）的数量也有所下降。在专门法庭的作用下，公司享有更高额的银行贷款，更高的贷款保险，以及更低的价差。作者们还记录了在公司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实际效果。这些结果在现金中国债务繁盛的情况下，破产情况的增加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
Coordination FailuresamongFinanciallyDistressedSmalland Medium SizeChinese Companies
人们可能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契约并没有显著的作用。由Meng Miao和Oren Sussman合作撰写的论文“Coordination Failuresamong Financially Distressed Small and Medium Size Chinese Companies”认为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与此同时，尽管发现银行和中小企业制定的契约中并没有错误，但是他们却记录了这些契约在执行中的失误，这些失误将会在金融危机时导致很严重的协调失败。尽管这个问题的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问题的影响会逐步增强扩大。而文章中的研究都是基于作者们手动收集的公司层面的数据。
Limited Atten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Reaction
Kaihua Deng撰写的论文“LimitedAtten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Reaction”旨在研究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部门（SSE-CGS）发出的公告，对于公司股票市场表现的影响。当公司自愿地加入CGS并承诺更高程度的公司治理，平均来看股票市场的表现会更加顺利，但是横截面上存在大量短暂的异质性。他从三个维度总结了实证结果的差异性，并且基于投资者有限注意力的理论提供了解释。首先，他找到了短期反应不足之后补偿性回应的证据。其次，不同类型的公司会有不同的反应。他发现对于集中产业中的非金融公司影响更强烈。最后，他认为在投资者注意力的分配中，存在一种“醒目”偏差：市场反应在CGS发出公告的初期更显著，而在随后几轮的增减中，市场反应则相对较弱。
Board Quotas and Director-Firm Matching
DanielFerreira, Edith Ginglinger,Marie-Aude Laguna和YasmineSkalli合作撰写的论文“Board Quotas and Director-Firm Matching”研究了董事会性别配额对于公司董事劳动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2011年在启用定额政策之后，法国公司女性董事年度离职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对于定额政策产生的新的任命，以及那些定期雇佣商业精英作为董事的公司的任命来说，离职率的下降则更为显著。相对地，定额政策对男性董事的离职并没有影响。有证据表明，通过改变公司所运用的董事搜寻技术，法国的定额政策已经改善了董事和公司匹配的稳定性。
Dissecting Innovation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机器学习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DavidM. Reed和Wanli Zhao合作撰写的论文“Dissecting Innovation”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来评估资本市场文献所定义的创新协变量的增量解释力。他们发现，在过去有记录的35个变量中，只有7个变量能够独立解释其专利或被引用量; 管理和治理特征很难在选择过程中留存下来。交叉验证证明了这些协变量在不同变量选择方法中的稳定性，强调了股票流动性能够始终如一地提供强大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依靠行业或公司的固定效应并不能消除对这些关键创新协变量的需求。他们的分析为那些提出或评估创新的因果特征的研究中，进行排除限制的检验提供了指导方向。
The Role of Contingent Capital Structure in Signaling and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xiu Yu撰写的论文“TheRole of Contingent Capital Structure in Signal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提出了或有可转换证券（CoCo）在资本结构中的两种新优势：（1）信号传递;（2）信息披露。首先，为了表明自己的类型，优秀的银行家应该为表现不佳而受到惩罚，反之会得到奖励。由于银行家对不久将发生的（即过渡状态的）事件的了解程度，优于在未来终期会实现的最终现金流，前者就成为更优的业绩指标，从而为或有证券提供了额外的信号能力。然而，只有误报过度状态付出代价，才能保证这种优势的实现。其次，即使误报是无成本的，或有资本结构相对于非或有资本结构来说，在减轻事后信息不对称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为它在通过设定收益来激励发行人讲真话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因此，本文对CoCo的设计和或有资本的规则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Public versus private firms: How different are they during crisis
ElenaCarletti, Yaniv Grinstein和PatricioValenzuela合作撰写的论文“Public versusprivate firms: How different are they during crisis”旨在研究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经济危机时的公司决策是否有所不同。作者们使用了全新的数据集，涵盖了2005至2011年间英国超过140,000个公司的数据，他们发现在2008至2009年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反应有显著的区别。维持其他因素不变，非上市公司相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减少了公司债务并提高了现金持有量。除此之外，非上市公司还减少了公司雇佣、员工公司和生产成本，它们较上市公司拥有更显著的利润的提高。作者们依然在探寻这种差异背后的经济原因。
Tail Risk, Funding Constrain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要面对资本约束，这些约束通常和持有资产的风险有关。在Ying Jiang的论文“TailRisk, Funding Constrain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中，她在不对称信息模型中加入了一个内生的、由投资者交易头寸的尾部风险所决定的融资约束。当价格中的信息量增多，投资者的资本约束的约束力就会减小，因此和信息获取存在互补效果。当关于基本面的条件信念是非连续的时候，价格也可能会出现跳跃。她的分析强调了市场现象的多样化，并且具有政策意义。